最近，电视剧《大秦赋》播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不过是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娱乐剧，并非是严肃的历史研讨，却带来了网络上围绕着如何评价秦统一六国的激烈辩论。有人认为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残暴，不仅不值得推崇，反而应该加以鞭挞。更有人激进地将这种否定论引申到统一本身，认为大一统的秦王朝是专政独裁，与自由民主背道而驰。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关于电视剧的茶余饭后谈资，而是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和原则的讨论了。在当下国内外舆论和思潮激荡的局面之下出现此种论调，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令人唏嘘的是，十五年前几乎持同样论调的电影《英雄》在西方受到广泛好评，电影于2004年8月在北美上映，连续两周夺得票房冠军，全球票房达到1.77亿美元。美国最具影响的影评家罗杰·埃伯特认为，张艺谋第一次使武侠电影具有了诗意。《纽约时报》以两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英雄》在美国上映的盛况，称“《英雄》这部中国电影，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也是我们美国奥斯卡的无冕之王。”而《大秦赋》却被一些声音说成是为大一统的暴虐无道粉饰。视角没有变化、叙事价值观没有变化，评论的变化折射了世情沧桑。
2020年初以来，全世界面临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严峻挑战，直到今天，疫情仍然在很多国家肆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是一场对各国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天然”考试，不少国家，特别是一些以往高调标榜自身社会制度优越、治理能力高效的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提交了一份惨不忍睹的答卷。而中国依靠有力的防控措施，成为最早成功控制疫情流行、恢复经济生产最迅速最充分的国家。两相对比，国家治理和社会组织能力的差别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唯一按计划实现航天任务的大国；“九章”的问世、“人造太阳”放电等重大突破彰显了中国科技领域的稳步前进；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十三五”规划也按期圆满达成。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昭显出中国在国家治理能力上的不断进步和制度改革动能。
面对此种情况，西方国家陷入了一种新的焦虑当中。中国的成功无法被抹杀，此轮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结果已不言而喻，西方国家所开启的对华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寻找新的战场。既然无法抹杀中国的成功，就一方面转而强调中国取得这些成功所付出的代价高昂，另一方面则极力淡化国家治理能力在政治制度评估当中的重要性。最突出的一点是将虚幻的精英“自由”凌驾于人民“生命”之上，企图以此来贬低中国的成就，并为自己的执政失利和无能寻找借口。
如果把上述这些论调和批评秦统一六国所采用的手段过于残暴的说法对照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相通之处。首先，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实现统一和维护统一的过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需要依靠暴力。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争、德意志的统一、美国的领土扩张和南北战争又有哪一次不是血与火的交织。为何没有人去质疑这些事件背后的血腥与残忍呢？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舆论优势，利用媒体对中国进行攻击，通过偷换概念和混淆事实，企图在中国制造思想混乱，从而实现遏阻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如果在某一方面西方领先，就夸大其重要性，渲染其所谓道德优先价值；相反，如果在某一方面落后于中国，就竭力贬低其重要性，并编织各种理由来证明中国成功的“不正当性”，实在不行，就臆想中国为此付出了超高的成本。
方舱医院十天建成的速度令世界惊叹，但一些外国媒体恶意地将方舱医院称为“难民营”、“集中营”。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费加罗报》在独家报道中多次使用“鬼城”、“地狱”等夸大惊悚的字眼来形容武汉。《纽约时报》则发表文章《中国也许控制了疫情但代价惨重》，批评中国采取的防控措施，质疑“这种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失败者阴暗心理作用下的自我安慰罢了。国内某些“舆论领袖”由于西方世界的惨淡表现，不得不沉寂了一段时间，如今似乎突然寻找到了新的攻击方式，又开始摇旗呐喊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林莽之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充满险阻，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从未停歇，利用舆论手段从内部进行分化乃至颠覆一直是其惯用的手法。尽管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美国大选无情揭露了西方多年以来营造的假象，但不得不承认，由于长时间的思想惯性和惰性，在思想界和部分民众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具体表现在桎梏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从西方中心论的出发点来看待世界。
随着国际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和结构性调整，西方体系已越来越不能恰当地解释人类历史性变化的社会实践和发展趋势。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更加多元化的叙事体系正呼之欲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尽快寻找到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叙事方式，否则无法有力地回击西方偏执势力的思想进攻，向全世界解释中国的发展理念，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简介：
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社科学院教授。
薛静，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